有一天，我路過縣城街頭時，看見一個人在墻上掛了一塊白帆布，脖子上掛了一個120照相機來回走動——這叫“流動照相館”，在那個年代非常普遍。我立即上前與他攀談起來，問對方有沒有備用相機，我想臨時租用，按小時付費，所拍新聞照片由他沖洗另外付費，雙方一拍即合。從那天起，我就開始了新聞照片的拍攝。

　　□汪志

　　妻子在家整理物品時，翻出了一架我曾經使用了多年的老120照相機，雖然外面的黃皮套磨爛了，背帶也斷了，但仍然讓我倍感珍惜和親切。

　　上世紀80年代，我在甘南藏區(qū)的一個小縣城上班。那時我喜歡新聞寫作，經常在一些報刊上發(fā)表些“豆腐塊”。一次，我去州政府所在地出差，順便去經常投稿的州報社送一篇新聞稿。編輯告訴我說，報紙現在嚴重缺圖片，問我能否多提供些新聞照片。我說我不會拍新聞照片，這個編輯立即領我來到該報的專職攝影記者辦公室，叫對方教我如何拍新聞照片。我的這位攝影老師就領我來到他洗照片的暗室，指著那些掛在墻上剛沖洗出來的各類黑白照片一一介紹。我感覺自己一瞬間喜歡上了新聞攝影。

　　可新聞攝影需要相機，那個年代這可算是普通家庭的“大件物品”呀，剛結婚成家且有了孩子的我哪里有錢買。有道是“只要思想不滑坡，辦法總比困難多”。有一天，我路過縣城街頭時，看見一個人在墻上掛了一塊白帆布，脖子上掛了一個120照相機來回走動——這叫“流動照相館”，在那個年代非常普遍。我立即上前與他攀談起來，問對方有沒有備用相機，我想臨時租用，按小時付費，所拍新聞照片由他沖洗另外付費，雙方一拍即合。從那天起，我就開始了新聞照片的拍攝。

　　那時拍新聞照片是個燒錢的事兒，要買膠卷、沖洗膠卷，投寄到報刊采用不采用還是個未知數。此外，使用過120相機的人都知道，這種機型一盒膠卷通常只能拍12張長方形相片;而我由于是租用相機，成本較大，于是我將拍攝格式設置成了16張正方形相片，這樣每盒膠卷能比長方形相片多拍出來4張。新聞照片洗好后我再一張張粘貼在稿紙上，寫上新聞照片內容，投寄給各報刊。后來，我拍出來的很多新聞照片不斷刊發(fā)在省內外報刊上，而這部120相機，我一租就是好幾年。

　　一次我又去州報社送稿，那位攝影記者聽說我租相機拍新聞照片的情況后，非常感動，他當即拿出來一架大半新的120照相機對我說，因工作調動，他不久將離開報社，這架相機半價賣給我。同時他告訴我，有了相機后，必須有自己的洗相室，并教了我如何沖洗相片，設置暗室，還送了我一堆顯影液、相紙和定影液。回來后我用一個小木箱和一個燈泡，做了一個曝光箱，在天黑后關上門拉上簾子，開始自己沖照片。在紅色燈光下，看著泡在液體中的相紙出現了畫面，成就感頓時油然而生，同時還有點兒從事“地下工作”的奇妙感覺。

　　擁有自己的相機就是方便，這不，經常出差的我每次出門都將笨重的120相機裝進背包里，隨走隨拍，隨拍隨沖洗。

　　我工作的地方去省城要坐長途客運班車，途中要經過一段隔壁省的崎嶇山路。由于那時交通不便，地方偏遠，省際之間客運班次少，再加上道路沿線群眾安全意識差，每當有班車路過時，出行的群眾不管你班車超員不超員，先站在路中攔截，之后蜂擁而上，車廂里擠滿后再爬到班車的行李架及梯子上。情況令人震驚，司機對此也很無奈。1992年我有了120相機后，出差途中又遇上了這種情況，當即抓拍，照片沖洗好后我以“瘋狂的爬車者”為題，將這張新聞照片投寄多家報社，不久，全國數十家報紙刊登了這幅照片，這種危險的爬車行為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和制止。

　　1990年北京舉辦亞運會，省內某報社舉辦迎亞運新聞攝影比賽，我用120相機拍了一張新聞黑白照片參賽，竟獲得了二等獎，主辦方獎勵了我一架135照相機。回來后我改用135相機拍新聞照片。但實踐過程中，我發(fā)現135相機一次要拍完36張才能沖洗，時間長，且沖洗的底片薄而小，照片反差度不夠;而120相機底片大而厚，沖洗出來的照片反差效果好。于是我重新拿起了120，一直用到市場上已經買不到對應膠卷為止。我舍不得這架陪我多年的120相機，便將之放在家里當收藏品。這部120相機陪伴我的歲月里，我一共在全國各類報刊刊登新聞照片500多幅，有20多幅獲獎。如今120相機拍下的那些沖洗后的厚底片，裝滿了幾大文件袋放在家里留紀念呢。